2012年8月2日 星期四

昔時中時,可曾忠實?





 早期中時標榜自己是社會公器,但讀者諸君可曾見過私設靈堂的社會公器?





        感謝至尊偉哉蔡衍明先生,原本吾等媒改陣營正苦於如何將繁雜的數據、理論與國外案例轉為常民語言,俾使公民瞭解巨獸威脅。但近日旺中集團撲天蓋地以私祭刑堂的手段,不但讓全國見識到NCC的無能,也經驗到旺中的危險性[1]


        至今事已甚明,反對旺中乃義所必然,但在反對之中,也有一項事實必須釐清:


今日之中時已面目全非,只能用愚蠢、醜惡、墮落等種種不堪的形容方得以名之。在此正式宣告即起停止使用這個部落格。我不會再投稿給中時。我策辦的活動也不會再跟中時的任何版面合作。」(來自:作家反旺中


更重要的是,中時集團與學界一向有深厚淵源,學者與中時曾相互扶攜走過戒嚴歲月,也曾協力推動台灣民主轉型,就像一九三年代的《大公報》一樣,中時曾是學者集結的大本營,也是學者發聲的第一選擇;但這個傳統卻因旺中案戛然中斷,這是學者與中時集團的兩敗俱傷;資深的學者與記者大概都有同感:那個美好年代已經一去不返」(來自:對王健壯「不敵」一文的疑惑


        兩名背景、專業均不同的作者均提及類似的概念:「早期的中時是好的,被蔡衍明接管的中時是不好的。[2]


        然而此乃迷障,亦為魔障。


        本文以新聞史、新聞學的角度簡論:「早期中時相對忠實」純屬幻覺。



(一)新聞自由的幻象

        聯合、中時兩大報向來以戒嚴時期鼓吹新聞自由為金箔自表,然此縱非謊言,起碼是成色有愧的銅金。


按學者林元輝的整理,中國種族主義黨[3]在台施行報禁七限,乃「限載、限資、限證、限張、限印、限價、限人[4]


        其中與新聞自由最密切相關者為限人、限張與限載。但聯合與中時爭取的「新聞自由」從來不是的核心關鍵,而是限證、限張、限印與限價。簡單來說,是徹底的商業自由


欲交代限證、限張、限印與限價之來龍去脈,勢必長篇大論,在通論性的文章僅能割愛。但以「限價」為例:中國種族主義黨規定報紙價格,禁止漲價或削價競爭,但財大氣粗的兩大報對此相當反感,因而極力暢求取消,這就是兩報團所主張的「爭取新聞自由」。



(二)自由主義的假象

     早期,中國時報常以聯合報為例,自表為自由派媒體。這不能算錯,因為和聯合報相比,大部分的報紙看起來都很自由。


        但考量報老闆的身份,與自由主義偏離甚遠。常見論點是:聯合報老闆王惕吾是國民黨中常委,立場偏國民黨。當然,這是事實。


        但是,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也是中國國民黨的中常委


        新聞學與政治學的基本原理就是媒體與政治分立,方能行駛獨立的監督權,這也是自由報業基本中的基本,是無庸贅述的入門常識。


        當一家報社的老闆公然成為獨裁政黨的權力中心時,我們能稱這家報社有任何自由主義的色彩?提此論題,未免貽笑方家。



(三)社會公器的虛象

        早期中時標榜自己是社會公器,但讀者諸君可曾見過私設靈堂的社會公器?


        年輕讀者可能不知這被刻意埋沒的歷史真實──所謂私設靈堂即「余紀忠做他媽的壽」。


        1968年,報禁時期,當時每份報紙只准印三大張,亦即含廣告僅得12版。但中時在1118以三版頭條五欄題八批與四版半版為余紀忠高堂儲惠娟賀90大壽,但余老先生意猶未竟,隔日亦以三版全版大登余府賀壽新聞與「祝壽詩詞徵選佳作」,頭版報頭下則刊〈余紀忠謝啟〉。


        以上連日放肆作風,引來一篇〈談中國時報余紀忠董事長做他媽的壽〉諷文,多得時人讚賞。但余董顯然不知何謂媒體分寸,三年後余母逝世,仍我行我素地將相關新聞於三版重要新聞版面連放頭七,最後一日還大刊〈余母儲太夫人之喪各界人士輓聯專輯〉。


        王惕吾與余紀忠百年之後,兩報團更是連篇累版阿諛奉文,再次於所標榜的「社會公器」上私設靈堂,強迫花錢購買「新聞」的讀者哀悼膜拜權充孝子敬奉白包[5]


先有私設靈堂,後有私設刑堂;先是國民黨中常委,後是親共紅頂大商人;先是追求商業自由,後是追求商業利益。


        所以,昔時中時,可曾忠實?





延伸閱讀:
台灣新聞自由考(五):國國民黨的謊言

台灣新聞自由考(七):國國民黨報人

2010台灣新聞自由報告書


媒體問題的根源



[1] 相關整理見:http://disp.cc/b/163-435Y
[2] 此外亦有「當中時不再忠實,我們選擇拒絕」之口號亦可為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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